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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，要遵循‘两个结合’的科学方法。”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臧峰宇日前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独家专访时指出，马克思主义是近代的中国有识之士面对“被命于物质之下”的西方文明和“衰颓于静止之中”的东方文明而选择的“第三新文明”。“两个结合”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走过百年历程的历史事实，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、时代化的历史必然。百余年来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历史传统、社会现实和思想文化深度融合，造就了新的文化生命体。从中可见，马克思主义在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“双向奔赴”的过程中互相激发、互相成就，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，使中华文明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跨越，彰显了中华文明与古为新的精神气象。

“第二个结合”是一种深刻的“化学反应”，不仅以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，而且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、时代化提供丰厚的历史文化滋养。作为“又一次思想解放”，“第二个结合”为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确立了观念基础，打开了掌握思想和文化主动的创新空间。在这个更广阔的空间里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，使之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力地作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、理论和制度，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。

只有深刻理解“第二个结合”的内在规定性，才能把握文化传承发展的实践逻辑，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置于赓续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去思考，置于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潮流中去理解，从大历史观和新文明观的角度把握“以文化人”的时代价值。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理解生生不息的文化传统，就会深刻理解冯友兰先生归纳的“旧邦新命”：只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，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落地生根、开花结果；只有深入研究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经验，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智慧和生态观念，才能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。